康有为强调“变法”。他指责洋务派经营数十年而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变事”而不“变法”，“根本不净，百事皆非”。由此，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观念，把“变事”、“变法”当作区别两派的标志，即洋务派主张“变事”、维新派主张“变法”。稽核百日维新中的诏谕，绝大部分属于“变事”范围，于是断定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在这个三段式的推论中，由于前提似是而非，结论也就难以成立。问题在于洋务派固然主张“变事”、反对“变法”，但维新派主张“变法”、却不反对“变事”，“变事”是两派相通的联结线而不是区分的界线。

　　“变事”和“变法”是康有为创造的概念。他反对“不变”，批评“小变”，主张“全变”。他把“变”区分为四类，即（一）购船置械的“变器”，（二）设邮政、开矿务的“变事”，（三）改官制、变选举的“变政”，（四）改定国宪的“变法”。前二类都是“小变”，即枝枝节节的改革；加上后二类才是“全变”，即根本的改革。他强调“变政”、“变法”，并不反对“变器”、“变事”。实际上，“变器”、“变事”、“变政”、“变法”，既是逻辑的次序，也是历史的次序，大体上反映了这时期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发展过程。从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仿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到要求效法资产阶级的*制度和国家制度。正因为“变器”、“变事”不足以富强，所以要“变政”、“变法”，使“变器”、“变事”能够顺利进行并富有成效。“变器”、“变事”主要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具体设施，“变政”、“变法”则属于资产阶级的*变革。康有为把“变政”、“变法”放在首要地位是正确的，因此在封建桎梏下，资产阶级的*变革将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有力杠杆。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基础。而且，任何*变革的好坏，归根到底，还要看它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即使建立了最完善的*制度，也不能取消和代替一个个工厂的兴办、一个个矿山的开发、一个个学校的创设等具体任务。维新派还没有无知、偏执到只讲“变政”、“变法”而反对“变器”、“变事”的程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讲“变政”、“变法”的只有《议院》等几篇，大部分还是讲西学、讲商务、讲铁路、讲邮政、讲边防。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又何尝不大讲购械练兵、机器轮舟、铁路开矿、钞法邮政？

　　因此，根据百日维新中颁发了大量关于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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