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洋务派和维新派、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之间存在着既否定又继承的辩证关系。洋务派和维新派代表着不同阶级，一个是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地主阶级，一个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但又各自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这个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代表。只看到对立，不看到联系，就会割断历史发展的线索，使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说明陷于混乱。承认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把维新运动混同于洋务运动尚且不可，否认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把维新运动说成是洋务运动尤其不可。如果载□只是个洋务派的皇帝，百日维新采纳的主要是洋务派的主张，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那末维新运动岂不也是反动的？如果由洋务派皇帝主持、洋务派官员辅佐、按照洋务派的精神、执行洋务派政策的维新运动有进步意义，那末洋务运动怎么会完全是反动的呢？认定洋务运动是反动的，又把“变器”、“变事”和“变政”、“变法”人为地割裂开来，机械地对立起来，既对维新运动的说明造成困难，也对洋务运动的说明造成困难。摆得头齐脚不齐，怎样才能排除这种令人无所适从的困惑呢？

　　“变器”、“变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是近代中国在面对列强的威胁下自救、自立的基础。洋务办不好，所以要维新；维新搞不成，所以要革命。维新、革命不是反对而是更好地“变器”、“变事”，以期民富国强。辛亥革命后，尽管*变革并没有真正成功，但开国元勋们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内，就迫不及待地投身于造铁路、开矿山等“实业”，此中消息，耐人寻味。百日维新中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诏谕，就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有的虽经洋务派提出并已着手实行，但洋务派只是实行于一隅、操纵于一手，并未定为国策，全面推行。有的则为洋务派多年求之不得、或敢想而不敢言、或且不敢设想的。说载□颁发这些诏谕是采纳了维新派的主张，不也合乎事实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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