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议员，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是维新人士共同的*理想，称之为*纲领也未尝不可。但什么时候实行，通过什么步骤、什么办法实行，在维新人士中意见并不一致，而且往往前后歧异，郑观应在甲午年（1894年）盛赞议院为“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甲午后又说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到庚子年（1900年）则说：“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七年中议论就三变。严复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肯定“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但从不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可以付诸实践，直到辛亥革命后还坚持说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这种*理想和*实践之间的距离，似乎不好用个人的“动摇、变节、倒退”来解释。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在当时还缺乏必要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尚未形成，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还为数不多，西方的榜样予有识之士以强烈的响往，国家危亡的形势要求加快*变革的步伐，而现实生活中却又缺少可以依靠的力量，从而□徨、犹豫、苦恼、探索……。

　　康有为的“变政”、“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在《日本变政考》里，他把“立制度局以议宪法”列为“变政”之大端，“改定国宪”为“变法之全体”，“二十余年始开议院”，民选议员为“日本维新之始基”。显然，在他看来，从“立制度局”到“开议院”，有一个过程，二者并非对立；制度局为议院准备条件，不是用制度局代替议院。

　　1896年和1897年，康有为两次向皇帝上书（即第四书和第五书），建议“设议院以通下情”，“国事付国会议行”。当时，他的建议能否被采纳还十分渺茫，自然只能提出一般原则，没有必要详列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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