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还在于“变政”、“变法”，因为这才是区别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明确界线。

　　康有为提出，维新的首要办法是在宫中设立制度局，以登用维新人士，统筹全局，实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这个主张，在“诏定国是”前和“诏定国是”后，他一贯坚持，反复申述，几乎舌敝唇焦，要求载□采纳，但百日维新中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行。

　　怎样看待这个事实？有的同志认定，这就表明载□接受洋务派和顽固大臣的意见，把康有为的主张否定了，从而也就证明载□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一、载□反对康有为的主张吗？不，对于“将旧法尽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他很赞成，只是西太后坚决反对，“实在为难”，“故不得不徐图之”。在他亲手写给维新派的“密诏”中，十分诚恳地叙说了他的衷曲。

　　二、载□不重视、不准备实行康有为的主张吗？不，他很重视，并见诸行动。他把康有为设立制度局的奏折交王大臣会议，几次责成王大臣切实议复，企图借重王大臣会议的份量以与西太后争衡。但王大臣们始则拖延不报，继则浮同搪塞，载□无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

　　三、制度局搁浅后，其他维新人士请开议院，载□“意颇动”、“欲用之”，倒是康有为不赞成而“力止之”。在这一点上，载□显得比康有为还“激进”些，康有为也说载□“于变法勇决已甚”。

　　这些情况表明，载□确实赞成并力图实行维新派的根本主张，对康有为可说是言听计从。变法维新只进行了一百天即被推翻，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应该包括想要做、正在做而没有成功的，全面稽核，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制度局因洋务派和顽固大臣的阻挠而没能开设，只能证明载□存在着害怕和西太后决裂的严重弱点，并不能证明他只是个洋务派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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