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初，他奉命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谈，讨论变法问题，随后写《应诏统筹全局折》（即第六书），这是准备付诸行动的，自然必须考虑实行的步骤和条件，即考虑策略性和可行性，于是提出“特置制度局于内廷”的具体方案。从这以后，开制度局成为康有为全力争取的目标，又是条陈，又是面述，又是上折，再三再四地敦促载□“乾纲独断”，“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制度局遭到王大臣抵制，以“变通办法”不了了之，实质上被勾消。在浪涛汹涌的斗争中，内阁学士润普通武上疏请开国会，谭嗣同、林旭也主张开国会，康有为反对，理由是“而今守旧盈朝”，如果立即召开国会，势必为守旧势力所把持，结果反而会成为推行新政的严重障碍，所以“万不可行”。在他看来，百日维新属于“变政”的开端，为“变法”扫清道路、准备条件，关键在于破格提拔维新志士，使之掌握权柄，统筹全局，制定变法章程。开制度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开制度局受到阻挠，康有为采取迂回战术，又“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这个建议还来不及实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就夭折了，开国会的问题自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从思想到行动，全面考察，可以批评康有为不如谭嗣同、林旭等人“激进”；但因为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力主“开制度局”、“开懋勤殿”而不赞成“开国会”，便斥责为“背弃自己*纲领”，“亲身消灭了”自己和洋务派之间的“界线”，“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此论恐怕不妥。事实上，洋务派固然反对开国会，又何曾赞成过开制度局、开懋勤殿呢？
三
为什么维新变法即使不被推翻，载□也不过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论者作了说明，大意是：宫廷的环境条件，决定载□生来是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他的“立脚之地”是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它们进行联合统治的清政权；而康有为等人则因为他们站在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统治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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