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激化,历来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在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早已产生。但是多年来,光绪并未公开与慈禧争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未达到公开对立的尖锐程度。
只是到了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继台湾爱国同胞的英勇抗战,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在加紧酝酿。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如何对待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在清王朝统治集团当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抱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卖国宗旨,公然宣扬“中外一家”(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八,十六页。)。洋务派官僚也无耻地怀着“虽分割(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引者注)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奴才心理。所以,顽固派和洋务派,都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危难,甘心卖国求荣。在甲午中日战后,如后党官僚荣禄,在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动摇,也曾主张“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一,十九页。),建议推行所谓的“新政”。实际上这只是“洋务”老调的重弹,为强化其统治机器罢了。至于陈腐的封建制度,在他们看来那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二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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