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此同时，对慈禧之流策划绞杀变法新政的阴谋活动，光绪也曾采取了一些断然的反击措施。在9月4日，他对清廷顽固势力的盘踞点礼部采取了坚决的行动，罢免了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随后在9月7日，又把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因阻挠变法驱赶出总理衙门。同时他又迎刃而进，录用了一些改良派志士主持新政。光绪的这些反击措施，既打击了极端反动势力破坏变法维新的嚣张气焰；又给予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一切要求变法图强的人们以很大鼓舞。另方面，当时大多数地方官吏，对变法诏令也竭尽搪塞、抵制之能事。就是竭力标榜“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极力阻挠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地方推行变法新政。表明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之洞洋务派大官僚，都是反对社会变革的死硬派。于是，光绪又通过表彰陈宝箴来排除来自地方的阻力。并且他又一再颁布上谕，告诫各级地方官吏，对下达的革新谕旨和上呈的奏章、上书“不得稍有阻格”，号召“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版第四册。)。可见，光绪为了推行和维护变法新政，颇有力挽狂澜之气势。
当然，光绪皇帝并未能成为一个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力图摆脱慈禧的控制，推行变法新政，“以强中国”。但是他又没有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由于他自身存在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决定了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甲午中日战后，光绪与顽固派势力及一些洋务派官僚之间，在对待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尤其是在对待变法维新运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确有明显的分野。可以认为，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光绪已成为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的一个明显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就此而言，他表现得比较充分。直到“百日维新”的末期，当政变阴云密布，光绪个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他仍对清廷枢臣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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