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这方面情况已有基本一致的论说，不欲多述。

　　在此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由于光绪出面颁布上谕，公开向全国宣告正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这就意味着，他已被推到变法维新的第一线。在此后围绕变法维新的斗争中，光绪自然地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了。然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光绪皇帝的自身地位来看，这确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历史安排。正如康有为所说，当时毫无力量的光绪皇帝实际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八页。)的艰难境遇。他在推行变法新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他的坚定性和毅力的考验，

　　康有为在1898年1月29日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建议在北京设立“制度局（下设十二个专职局）”作为组织、推行变法新政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正如同志们所说，这是康有为等人为使那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取得参政权，所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当光绪得知后，立即“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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