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一文中概括：“中古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阃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这些历代女学著述，又成为历代的女子教科书。梁启超说：“宫中宗室，古经厘其规纲；德言容工，昏义程其课目。”即：妇德（指妇女应具备的德行）、妇言（指妇女的言语）、妇容（指妇女的服饰打扮、举止仪态）、妇工（指妇女所作纺织、缝纫等事），构成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这种女学体系在清代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从通俗的《女儿经》，到权威的《内则衍义》等一系列女学典籍。清代贺瑞麟新编《女儿经》中说：“女儿经，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第一件，习德行；第二件，修女容；第三件，谨女言；第四件，勤女工。”利用三字经的形式，对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进行简明概括，以便于民间记诵和传世。在《内则衍义》序言中强调：“谨案《内则》所载，皆闺门之内，起敬起孝，兴仁兴让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谓之此乃王后世子所躬心得，而可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可见，以德为本是统治阶级推行女学的终极目的，而这种“德”是以是否能维系封建等级秩序为准绳的。因此它的前题是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为什么封建社会如此推崇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女学体系，而社会上的女子学校教育却荡然无存呢？
陈炽在《妇学》中指出：“三代以上所由大化翔洽，而贤哲笃生也。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知文者，或转为女德累，遂因噎废食，禁不令读书识字，至骄佚偏僻，任性妄为。”（《庸书》外篇卷下）指出封建社会强化“女德”，反而阻碍了女子受教育。郑观应明确指出传统偏见对女子教育的制约：“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工亦无专师，其贤者而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女教》）揭示出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学观，把女才与女德严格对立起来，是女子不就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女才往往被局限于闲情致意，风流邪僻方面，因此女才被视为恶魔，与女德对立起来。“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能指之浮浪之子，靡论妇人。”历史上对“才女”这种不恰当的规范，强化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偏见。
康同薇认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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