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再如高阳县，1907年试办农务分会，会员30名，每月开会两次，另设立农林讲习所、禁青公社各一”（注：《汇编》，第324页。）。它们自觉以“上承总会，推广农务，使其区域内物产日繁，地无遗利为宗旨”（注：“直隶试办农务分会章程”，《商务官报》丁未年第25期，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积极配合总会开展联络社会、调查农林、讲求实业、研究种植、保护田禾、代销书报、推广养蚕、驱除害虫等农业科技的引进与推广活动，对推动当地农林蚕桑各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过渡起了积极作用。
这样，袁世凯通过设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既将分散在直隶城乡各地的商、工、农界凝聚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又为贯彻与实施其重振“北洋实业”的规划提供了行政制度上的保证，从而纵横相连，上下呼应，动员起较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改组固有社会与经济结构和形态行列中来。
（四）广兴各类各级新式学堂，推进新旧学制的转换，建立区域新教育体系。
“教育的作用是按一定的社会形式，培养一定的人格，为一定的社会服务”（注：徐特立：《教育讲座》，《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从目的、制度、内容、方法到育人效果都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一旦不相适应，就会有教育的变革或调整。在此之前，尽管直隶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中西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等，是全国教育近代化开始较早，程度颇高和内涵尚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从总体上看，它们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教育模式，即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体制。直督袁世凯基于废科举、广学育才，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的思想认识，把创办新式学堂作为“新政大端”，积极在直隶城镇乡推行兴新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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