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规模,成绩还是斐然可观的。特别是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地方当局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初步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地域新教育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直隶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肯定。
恩格斯曾指出:“*统治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由上述可以看出,袁世凯及其后继者通过在直隶推行新政,一方面对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作了新的调整,完成了李——袁体制的过渡,把北洋集团的*合力触角从省会和通商口岸延伸到府、州、县乃至乡镇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在这一过程中建置了一套能够逐级控制和协调该区域社会发展的制度结构,迫使各界人士对新事物表明态度,重新归类分界,从而推动社会分化组合加速进行,全面促进了直隶社会的纵向一体化。“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袁世凯及其统治集团之于直隶社会的整合作用即可作如是观。
二、民间社会整合力量的趋升
早期近代化过程也是近代型新兴社会整合力量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这种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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