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人次先后获得各种奖励，由此形成“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注：《养寿园奏议辑要》，卷39，第5-6页。）的可喜局面。第四，延聘外教，培养师资。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曰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学。而兴学之初，直隶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又加剧了本已日趋紧张的师资供需矛盾。为此，袁世凯一面不借花重金聘请外籍教师来直隶任教，缓解燃眉之急（如1901年全国共聘用了26名日本外教，直隶即占了其中半数），一面把师范列为教育第一的位置，大力创办了一批速成简易传习、初级、优级等不同形式、期限和等级的师范学堂，逐渐从根本上解决师资匮乏的问题，成为此时期新学制得以全面推行的关键之举。
随着兴新学运动的布署实行，各类各级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直隶各地涌现。1902年，直隶仅新建高中等新式学堂13所，学生千余人，两年后，各类新式学堂则猛增至2632所，学生人数达46257人，分别为其他各省之和的125%与87%，可谓一枝独秀。此后至1909年，直隶的新式教育始终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学堂数一直居高不下，连年名列全国首位，学生数则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注：详见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诚然，由于地方官贪图功利，虚报浮夸者所在多有，“敷衍者亦不少。至乡村初等小学，往往有徒悬牌额，虽有若无者”（注：郎瑛：《七修类稿》，卷23。），但在短短数年间骤然达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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