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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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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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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美货风潮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又如，庚子后，为了解决钱荒，各省纷纷设立造币局厂，到1906年，全国共有16个省份铸造铜元，而各地所铸铜元的成色和价格都各不相同，由此造成币制的混乱。为了追求铜元的“余利”，各地铸机发狂地运转，很快使参差不齐的铜元泛滥成灾。在直隶，外省铜元也蜂涌而至，为了维护一方利益，袁世凯札饬有司颁示：“民间通行以本省铜元为正宗，凡完纳本省钱粮、厘课、捐款等项向收制钱者，专准以本省所铸铜元抵交，并不准搀搭外省铜元”。同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外省铜元入境。（注：《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7，税务1。）而对本省所铸的过量铜元，北洋官僚与天津商会协定，任令商民运销出境，不加拦阻，也毋庸给照。这些作为，不免有以邻为壑之嫌，却使天津铜元危机有所缓解。他如官府在创办“官助商办”企业、兴学育才，以及推行“预备立宪”时，津商总是积极响应，予以捐助或参加，并惟其马首是瞻。而“商”在举办劝工会、赛会、统一度量衡等商务活动时，“官”又予“商”以一定的支持和援助。官商联盟是晚清普遍出现的一种新气象，但若直隶官商结成如此亲密合作的关系，尚为罕见。无怪乎有人撰文在报上指摘他们“凡事总失之与官太合，而无商界独立之精神”（注：《大公报》，819号。）。
强调直隶“商”与“官”的“休戚相关之谊”，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不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当“官”强征苛捐杂税、侵夺商利、出卖利权时，“商”也敢“以社会整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的合法代表者自居，斗胆在强大的盟者头上动土，小试锋芒，从而显示出其*品格的另一面。如1908年，清政府再次在直隶地区试办印花税，遭到商民的一致反对。当印花局开局办公之日，津商会联络津埠796家行商上书直隶总督和农工商部，要求缓办，被驳回后，商会仍据理力争，并组织1877家商号再次联名上书。他们警告当局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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