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格局对清末直隶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随着新型官商联盟的形成和巩固发展，直隶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韧性的社会秩序，这不但极大地改变了自庚子前后以来城乡辗转牵连的严重社会动荡局势，使地方社会在全国迭次风潮的席卷下，处变不惊，相对保持了局部稳定，而且从体制上保证和推进了其他有关新政事项的实行，地域经济亦因之有所发展。例如，据津海关税务司奥依森(J.F.Oiesen)称：“尽管在一九一○年与一九一一年间的冬季里，满州鼠疫盛行，而且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秋季又发生财政危机，一九一一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总值还是空前的……总计净值116500000两，为从本埠开埠以来所达到的最高数字。”（注：许逸凡译：《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书(1902-1911)》，载《天津历史资料》13期，第29-30页。）另一方面，由于直隶绅商社会地位的改变、规模的聚合，一句话，资产阶级自身势力的扩增，都是借助北洋新政得以实现和延续的，因此，他们视北洋官僚尤其是袁世凯为强有力的保护者，既对其感恩戴德，备加推崇，又百般依赖。并且，此种心态和性格随着他们各种成就的扩展而愈益强化，这反过来更增强了官商联盟的粘和性。辛亥革命中，“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页69。），实以这两个地方性利益集团的长期合作经营不无关系。而民国初年，直隶资产阶级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热忱拥戴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其缘由亦在于此。

　　总之，在八国联军之役后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地方性社会改革，集战后社会秩序重建与区域社会文明的转型于一体，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它的实施促进了近代直隶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扩大了袁世凯和北洋官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其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增强了地方政权的自主性，客观上在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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