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鉴于清廷“回銮后，泄沓如前”，梁启超痛感“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汪穗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71页。)于是背离了《新民丛报》“不为危险激烈之言”的宗旨，并且进一步把破坏与排满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论。这一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得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终不可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他希望通过排满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上反清的同时，梁启超在思想上也反对尊孔保教。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梁启超反对保教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教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思想解放。中国学问不广、思想狭隘，“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又稍在此范围外者，非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梁启超据此指出，“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己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盖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戊戌变法时，为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起，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东渡日本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梁启超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附会儒家学说，主张从正面加以宣传。他还以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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