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思想演变的轨迹清晰地展示了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是其思想本身发展的结果，外界的因素虽会产生影响，但不会是决定的。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虽会对梁启超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是关键性的。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前追随康有为，康梁思想基本一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广搜日本书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9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康有为的思想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02年他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要就是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主张，以致康有为深为不满，屡屡发难。1903年3月，梁启超在给徐勤的信中，谈到他与康有为在思想上的冲突：“长者（指康有为）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却又妄议复起矣。……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梁启超的思想已开始脱离了康有为的框框，康有为的言论已很难对梁启超产生主要影响。朋友中间，1898年以后与梁启超通信最多的是黄遵宪。在来往信件中，黄遵宪与梁启超广泛讨论了破坏、民权、政体等问题，并对梁启超的激烈排满进行了委婉的规劝：“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主权以导民权，或倡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而今日又进一言，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8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对于康有为的责难和黄遵宪的婉劝，梁启超自己曾说：“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促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9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因此，梁启超*思想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认识不断加深，其思想本身演变发展的结果。

　　如何评价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我们认为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有失偏颇。梁启超强调发展教育和启蒙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开明专制，这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