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梁启超的这种激进言论和主张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2月，梁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转而对破坏主义持怀疑态度，他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8页。)同年6月，他在给蒋观云的信中，明确表示“不敢倡言革命矣”，（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并于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认为中国当时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他指出，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只有部民而无国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希望立刻建立共和政体，可望但不可及，“昨日就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行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而易见”，（《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17页。)必须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所谓开明专制，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一号第14页。)这里的客体指的是国民。因此，在开明专制时代，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不仅得到保障，而且它以逐渐发展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最终目的。与开明专制相适应，梁启超转而反对排满，认为满族与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族。

二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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