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黄毅伯的议论，更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黄君道：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什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到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至说到专制政体，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归在一人一姓。我想我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开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它，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一个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哪一个有这种资格呢？”（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3—164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
这期间梁启超在日本大量接触西学，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统一的形成，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形成的，主要包括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世界竞争，其突出标志是对构成国家要素的国民的重视，以及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血缘、文化的束缚，转而强调以国家疆域为界限的大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开放的、进取型的民族主义。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得自于《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描绘了一幅近百年来西方各民族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的历史画卷。到日本后对西学的直接接触，使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认为欧洲在近代的进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饮冰室文集》第4册之十第11页。)
如果说西方的民族主义对梁启超的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话，那么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使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他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实行了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所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则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19页。)“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5—6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对国民的强调和重视；摆脱了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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