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宗旨，认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新民的涵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本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新民的方法则是：“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7页。)即糅合中西文化的精华来塑造中国的新型国民。在洋洋数十万言的《新民说》中，梁启超不仅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强调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训练的重要，并广泛宣传公德、私德、权利、自由、进取冒险、*能力等思想，力图养成中国人作为近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这些素质。虽然这期间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使梁启超在感情上认为清廷已是一个无望的政府，但在理智上，梁启超认为若不解决国民素质低下这个影响中国进步的主要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他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垺。……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6页。)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使梁启超在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这是梁启超*思想由激烈转向温和的基本原因，也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思想的转变也于1903年以后他接触了德国学者波伦哈克和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有一定关系。波氏著有《国家论》，中心思想认为共和因于习惯而得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者常危。伯氏则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具备了共和国民的资格时，这个国家才具备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美国独立后能建立共和政体是因为美国脱胎于原自治制度的英国，法国不具备自治的基础，故虽三次革命，仍三次再复为君主政体，造成了社会的极大震荡。以此对照，梁启超感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4页。)梁启超对伯、波两氏学说对他产生的震动曾有这样的记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有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难逃耶！……呜呼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爱祖国，吾爱汝也，但不如爱自由。……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5—26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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