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戊戌变法前的启蒙思潮中，梁启超就曾与康有为、严复等人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家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思想。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变法的要义在于培养人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0页。)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强调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即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他认为“伸民权”与“开民智”密不可分，“开民智”是“伸民权”的前提，“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7页。)说明梁启超这时已将改革的触角伸及到更深层次的民众的改造上。

　　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通缉，唐才常的遇害，以及对清政府昧于时势的痛恨，虽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而极力鼓吹破坏、排满，但梁启超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901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积弱溯源论》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沈云龙主编《清议报全编》卷7第2—2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即统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把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人一姓。1902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绪言——《新中国未来记》中，借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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