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由激烈向温和的转变，梁启超在1911年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曾有所述及：“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盟，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虽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衅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6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从梁启超所述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梁启超鼓吹破坏、排满，是在受到种种刺激，感情高昂的时候发出的，更多包含了感情因素。第二，梁启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后果的严重性。随着排满论的鼓吹，“两年来世论之趋向，殆由建国主义一变而为复仇主义”。（《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11页。)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梁启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革命，不仅有民族分裂的可能，而且必然会引起外国干涉，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近代中国，救亡往往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梁启超当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第三，戊戌变法失败虽然使梁启超感情上受到沉重刺激，但也促使他进行冷静的反思，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3页。)因而认识到鼓吹排满、破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是培养国民资格的一种“魔障”。在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情况下倡言革命，结果只能是一种“非常之豪杰”借军队的力量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一人手中，“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22页。)故“今日欲救中国，惟忍辱负重，厚蓄其力，以逞于将来”。（《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32页。)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启超虽因受强烈的刺激而一度鼓吹破坏、排满，但更多的是非理性成份，激烈排满只是梁启超*思想的表层，贯穿其思想主线的则是他的新民思想。因此，从激进排满到开明专制实际上是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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