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产生了立议院、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构想后，数次上书，要求变法，尚无军事构想。但他目击甲午战败，德国侵占山东，民族危机形成，而清政府一味妥协投降，脑中便有了带有军事色彩的“革命”构想。康有为的这种构想甚至比后来的孙中山等人的想法还要激进，只是他还没像孙中山那样公开造反罢了。

　　到戊戌年初，康有为已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深为所动，欲召见康有为，但因慈禧等人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一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西花厅的辩论。经过激烈辩论后，康有为的思想骤然发生了变化：原来打算依靠清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体，但辩论场上顽固势力之强大，态度之强硬，使他深知，不以武力难以清除当权的顽固派，不清除顽固派，想实现变法目标根本不可能。自此之后，他便开始构想军事政变了。研究康有为《戊戌奏稿》者当会发现，康有为五次上书后再也不提设议院、开国会的根本大计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康有为看到朝中顽固势力强大，不能让他实行原来的设想，因此他的改革思想发生了倒退。实际上是康有为看到了无法实行，因而不再提及，绝非他的思想的倒退，而是欲以军事行动清除顽固派之后再实行其改革主张。康有为自己就这样说过：“所以策全局而变法者，皆待九月阅兵后，乃拟行之，是时稍变其一二端而已。”(《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30页。)

　　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军事目标是除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死硬的当权者。就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对比而言，维新面临着艰巨而严重的问题。为此康有为等所策划军事行动计划是十分密秘的。这一军事谋划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后方显露出蛛丝马迹。尽管如此，密谋之时总能见些端倪。如七月八日御史文悌上《严参康有为折》中说：“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初次一照，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488页。)。

　　杨深秀所告“万不敢出白之言”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梁启超曾有过记载，御史文悌经德国强租胶州、沙俄占领旅大事变，心中激愤，在戊戌年三月初，一次同杨深秀共同值班，文悌说了慈禧太后许多坏话，并“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还声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杨深秀则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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