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丞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杨深秀曾就文悌的态度与康有为密谈过,随后康有为恐事泄露,曾告诫文悌,使之“色变”,后来果然被文悌上折告了状。文悌状告康有为等“万不敢出口之言”,即是以军事手段除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
戊戌政变后遭到通缉而逃亡日本的维新派也说,康有为曾与之密谋“非去太后不可”,因为“那拉氏为不可造就之物”(《戊戌变法》(四)第333页。)。
维新运动的发展和诸方面的复杂因素,终于促成了六月十一日定国是诏令的颁布,百日维新宣告开始。但四天之后即六月十五日,慈禧太后便勒令光绪皇帝在一天里连下数道诏书,逐走了维新派中坚帝师翁同和,委任后党中坚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的北洋三军,同时发布了秋间去天津阅兵的上谕。康有为等人以为这是慈禧太后欲废掉光绪皇帝、发动政变的开始。慈禧太后的做法促使康有为将军事行动的构想转变为现实。此后康有为开始实施军事暴动的具体步骤。
康有为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选将材以得兵权”。尽管康有为等对其军事密谋讳莫如深,但他们毕竟在某些场合流露过。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至日本,受到日本舆论界责难,康有为曾作书自辩。他在《覆依田百川君书》申述了六月十五日之后为了针对顽固派的行动,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30页。)。选将材制兵权,是发动军事行动的重要步骤,康有为等人的确经过密谋,并订有计划的。
康有为等人在选定准作为军事将领举事暴动,颇费心思,先后筛选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为首先选定的是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公,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41岁。)于是,他们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去天津小站去联络袁世凯。徐仁禄去小站未见到袁世凯,转由营务处徐世昌代为传话,未能征得袁世凯的明确态度(《戊戌变法》(四)第360页。)。随后,康有为又决定派人去活动聂士成。当时派王照去找聂士成被王拒绝,康有为自己也认为聂士成并无把握,遂放弃去找聂。而林旭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主张去联络董福样。他曾赋诗一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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