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五日光绪帝同西太后一起前往天津阅兵(《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二)第59—60页。)。
这两个阅兵上谕,前一个只说要去天津阅兵,后一个是择定了阅兵出发的日期和较为具体的安排。从其内容和当时的情势分析并无疑窦,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军事改革,远在维新之前袁世凯等已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军事改革有助于巩固清朝政权,慈禧太后等并非漠不关心。戊戌变法期间,西太后约集光绪帝去天津捡阅军队操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不能断言这是慈禧太后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况且至今也没有发现行废立的证据。
而说天津阅兵行废立最起劲的人当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自“百日维新”开始不久,第一次阅兵上谕发布,至政变发生,多次说这是慈禧太后要发动兵变、废光绪帝的阴谋。直到他后来派人去找袁世凯又说:“是时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警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于是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胃而统之。”乃荐袁世凯给光绪帝,让他“拥兵权而救上”(《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41岁。)。梁启超的陈述就更加逼真生动了,他说:“此四月廿七日事也,同日并下有数诏书,皆出西后之意……而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之举,亦以此日决议。盖废立之谋,全伏于今日矣……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明言,翁同和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到此已极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类似的渲染,梁启超还说过多次。
说天津阅兵是慈禧太后等行废立的,还有李提摩太、毕永年等少数人。他们完全是仿照康梁的说法说出的。康有为等是利用这种宣传,鼓动组织力量,以“救上”的名义准备发动军事暴动。
对天津阅兵的风闻和康有为等人的宣传,当时就有人否认天津行废立的可能性。如苏继祖所辑《戊戌朝变纪闻》的作者,他憎恶西太后,同情光绪帝和维新派,但他就认为天津阅兵与行废立根本就没有关系。他说:或谓“天津阅兵将行废立,窃谓不然。此皆皇上摄于积威,媒蘖人众,恭邸薨,常热见逐,势孤心悸,有草木皆兵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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