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色彩。由于这一阶段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变化，处于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且与维新运动紧密相联，因而在许多方面又显示出较多的*色彩。例如开风气、启民智、正人心，是当时许多人士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初衷，实际上也是为了最终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经元善等善董兴女学的义举，就是由于“甲午后创巨痛深”，认为“现在既创办不缠足会，则女学堂亟应开办，二者不可偏废，以开风气”。阅报社、阅报会、阅书会等社会公益机构的创办，主要也是鉴于当时危机日迫，出自于启民智进而求强救亡的*动机。如王延龄在山东诸城县“冀为开风气之一助”，创办阅书会性质的藏书局；经元善创办劝善看报会，是因为“见我华之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爰以劝善看报，合成一会。一扩其识，一葆其真，庶几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页。）。具有明显*色彩的特点，说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慈善公益事业的扩展演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变化，与一般情况下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显然存在着某些相异之处。
第三，在某些方面与官方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各个历史时期的慈善事业，或多或少都与官方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非议的现象。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情况，也使官方与慈善事业的联系出现相异的方式，并且产生不完全相同的影响。戊戌时期一部分开明的官僚赞同或附和维新变法，对与维新运动相呼应的慈善公益新举措，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故而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显得更为密切。特别是在维新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由此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这一时期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官员，不仅对新公益社团的活动表示支持，而且还直接参加某些社团担任董事。有个别兼具社会公益性质的新机构，还系官方直接出面倡办，经绅士和商董支持协助而成立的。湖南保卫局的情况即是如此。
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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