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这一思想转变，显然也深深影响了章门弟子，这可以从他们当时的一些文章看出来。例如黄侃便在《专一驱满主义》一文中写道：“若夫立宪之治，诚较专制为优；然枚卜明扬，未必尽能无弊。却寡从众，受赇行贿，此列邦所固耳。且以中国之民，偏心最富，排攻异己，至于流血而不恤，忿争之极，或将不念国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贫富之分，日益悬远，工商起而农事微，资本家兴而劳动者困，国家澹足而黎庶流离。”无独有偶，鲁迅此时也批评代议制不过“姑拾他人之绪余，……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他还感叹道：“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50] 

今天看来，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对代议制本身确实存在着某些误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由倡言民主共和而转向严厉批评代议制，正是为了针砭当时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正是为了彻底打破人们心中对“预备立宪”的幻想。而且，他们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是对前期民主思想的背离。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深刻剖析与反思，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尤其还应该说明的是，民国建立后，正如章太炎所预料，民主共和屡屡遭到军阀政客们的利用与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则奋起维护共和，坚决反对复辟。章氏此时不仅“时危挺剑入长安”[51]，而且还“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52]，以至被幽禁数年之久。而当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复辟并企图拉拢黄侃时，黄侃虽“雅与师培善”，但却厉声斥责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53]随即拂袖而去，与之绝交，鲜明表达了抵制复辟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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