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太炎便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民智的说法申明：“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并且说：“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39]，明确提出了民主共和口号。此文发表后，对革命派确定奋斗目标起到了巨大的启发作用。同年，章太炎还运用其训诂学专长撰写了《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尖锐指出了立宪派提出的“维新”一词存在着诸多谬误，“言无论理，字*说”，“乃至指鹿为马，认贼作子”[40]。该文训诂精当周详，申论鞭辟入里，在当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章太炎还声明：“排清主即排王权矣”[41]，这就将“排满革命”与“民主共和”联系起来，进一步丰富了革命派的理论。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下，章门弟子纷纷撰文倡言民主共和。汪东即曾嘲讽改良派拘于所谓“公羊三世说”是“作茧自缚”，他指出：“创定一国之制度，则可以以人力为之，损益进退，缺者缝之，赘者剖之，如择土而处焉，必不以沼泽窳洼之地自安也。呜呼，明夷既晓此理欤，处今之世，排斥种族革命，龈龈然宝其满洲圣明之君者，犹越据乱、升平而思登大同太平之道欤？”[42]鲁迅也同样质问道：“犹谈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43]，并歌颂“共和之治”是“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44]。至于钱玄同，此时虽不曾撰写专文，但却也坚定地认为共和政体“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45]，当得知梁启超鼓吹立宪被革命党殴打一事时，他还十分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快事！快事！保皇贼奴，宪政滑贼，今日吃了些眼前小亏”[46]，言词中充满了对立宪派的敌视。他后来还表示：“我生平是最恨中国一般宪政党的屁话，说‘中国没有Republic的程度，必须先立宪’。”[47]
随着时势的发展，章太炎等人也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从而对“代议制”有所批判。如章太炎便曾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对代议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国之不可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还曾言：“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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