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论战的深入，革命派也逐渐认识到鼓吹“排满”固然是特定时期的革命方略，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狭隘性，必须予以及时纠正。对此，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满族人民表示安抚，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38]黄侃也在《讨满洲檄》中宣布推翻清廷后满人是否回关外，“听其自愿”，愿留下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观，……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显然，这些论述对后来临时政府提出“五族共和”具有着前驱先路的意义。 

总之，围绕着排满与反帝这一问题，章门弟子不仅继承师说，而且有所发挥，对改良派的谬说予以了严厉批驳，极大鼓舞了革命派“排满”与“反帝”的斗志和士气。与此同时，他们还及时纠正了原先宣传上的一些偏差，从理论上保证了辛亥革命的顺利进行。 

三  共和与立宪 

这一时期，康、梁等改良派最主要的*主张就是鼓吹君主立宪，他们以“公羊三世说”来附会近代“进化论”，认为中国因为民智未开，所以*制度的变革应逐步缓行至君主立宪，而不可躐等、骤行共和。此说由于颇具学理性，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因此必须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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