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满清“十四罪”,充分论证了“革命之不可已”[27]。
更关键的是,章太炎及其弟子们此时还进一步将“排满”与“反帝”联系起来。章太炎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一篇文章《正仇满论》中即曾指出:“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致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28]他还声明:“排满即排强种矣”[29]。由此可见,他鼓吹“排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帝”。汪东也说:“吾以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30]这也就是说,“排满”是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唯一出路。他还疾声呼吁:“种族倾轧不可以不革命”、“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外人觊觎不可以不革命”[31],其中最后一点明显具有反帝的性质。
在此期间,周氏兄弟也对“反帝”问题予以了密切的关注。1898年,鲁迅刚到南京不久便致信周作人说:“《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2]信中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忧虑溢于言表。到1903年,鲁迅更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声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并主张“结合大群起而兴业”,以断绝列强“要索之机”[33]。而正是在该年,他写下来为后人传诵不绝的诗篇《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4],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此后一段时间,周氏兄弟虽然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但“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当时的翻译界,大多译的是英、美、法等国的名家名作,而周氏兄弟却独具慧眼地注目于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之作,这是“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35]。鲁迅后来在回顾当年这段翻译生涯时就说:“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36]周作人也说:“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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