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鲁迅在为革命刊物《河南》撰写文章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他说：“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他还形容说：“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9]。稍后，在鲁迅的影响之下，许寿裳也在《河南》发表了《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热烈讴歌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自有佛朗西革命，而国家之兴，焕乎始盛。开十九稘历史之先生，导十九稘历史之伟绩，使生于后稘者回首顾之，有不能不魂动神飞，兴高采烈者矣。……佛朗西革命者，近代文明之春雷也。凄凄欧洲，吼朔风而荒大野者，震而见艳阳世界，何势之烈而效之巨欤！”[10]而钱玄同此时虽未公开撰文，却也在日记中衷心赞美法国大革命，热情期盼革命派“大撞革命之钟，卷三色之旗，以灭虏而朝食”[11]。 

第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国外，而且时间较为久远而不易评价，那么太平天国运动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刚刚结束不久的革命，大家的认识应当比较一致。但在这一问题上，革命派与改良派仍存在很大分歧。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宗教性质的革命根本无道德可言，“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12]。这固然指出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却也全然抹杀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功绩，不能不激起革命派的批驳。1906年10月，章太炎在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作序时就盛赞：“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并表彰著者“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13]，此处所谓“里巷细人”，似不无讥讽梁启超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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