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这种“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历史观的影响下[14]，章门弟子也纷纷在《民报》发表文章批驳改良派的观点。汪东在《新民丛报杂说辨》一文中，便针对梁启超对太平天国宗教性质的批评反驳说：“呜呼！此得为探本之论乎？夫洪杨初起。共事者多奉一教。无他。秘密结会之际必相要最坚而相恃最笃。其起也然后可以无跳梁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尝强民以从其所信。……不得以主动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谓其必张宗教革命之帜也。”稍后，黄侃也撰写了《哀太平天国》一文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深切同情，并深刻总结了太平天国的教训，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历史借鉴。同时，他还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针对梁启超对革命派道德的贬低予以严正批驳，并且反唇相讥，批评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狡伪、无耻、阴险，所论义正词严，令人荡气回肠。
第三，关于革命的必然性。当时，改良派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极力抨击革命派过于激进，认为革命必将酿至伏尸百万、*如麻的惨剧，“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15]。针对这种观点，汪东反驳说：“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准是以谈，而犹齗齗于*流血之惨沭焉不敢为，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遇拂衣之火而嘱毋毁墙壁也。”[16]黄侃也撰文指出：“生疡于头与发疽于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将以医首为先。未尝言背可不治，顾治之有缓急耳！种之不保，何有于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于文致泰平？”[17]在此，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通过生理方面的描绘来比喻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由此揭示了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谓异曲同工，直接回应了立宪派的指责。
时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黄侃更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针对改良派的“惧乱”心理特别提出：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