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与习惯，有无公益心。中国人，历经两千年专制*，其*主动性被汨没已久，向无自治之习惯，更无团体生活的训练。且人各自私，最多只知有家庭有朝廷，不知有社会，不知有国家，公益心无从培养。无自治能力，即不知尊重公共秩序；无公益心，就不能主动地担当公共之责任。而“重秩序尊公益之心理，非养之以岁月而万难成就”（注：《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第78页。）。革命党人宣传说，国民资格未备，即以革命养成之。梁氏争辩说：革命者必恃煽起感情，必恃动员众多下等社会之人群，故革命非但不利于培养自治能力与重秩序、尊公益之心理，甚且恰相反。所以他说：“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之能力者也。吾于是敢毅然下一断案曰：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非可以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注：《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67页。）
梁启超还试图从法理学上论证实行民主*、议院*之难。
他在《申论种族革命与*革命之得失》一文中，分析种族革命（暴力革命）后建立共和立宪制之不可能。虽是针对暴力革命与共和立宪不可能直相衔接而言，但他是从法理上立论，所以较其《开明专制论》实又进一层，更充分显现出梁氏对中国实现民主立宪制之极度悲观。
梁氏分两方面论述。
首先，他提出，既然要实行民主立宪，即不能不遵循卢梭的“国民总意说”，即国家意志，不论表现于立法、行政、司法，或对外关系，均必须以国民总意为最后根据。但他争辩说，国民总意实在无法获得。(1)议院是代议制，议员之意志不等于其所代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2)欲求真正国民总意须全民投票。然而中国如此广土众民，直接投票绝无可能。(3)即使能直接投票，其间有形无形的势力干预，造成一部分国民不能按自由意志投票，真的国民总意仍不可得。(4)即使能保证全体都能按自由意志投票，从理论或事实上仍不能得真正之“国民总意”。盖因数亿人民皆同一意见实是不可能的事。
既然绝对的国民总意不可得，乃退而求其次，求得国民大多数之共识，梁氏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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