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梁启超代表的立宪派，其民主思想的准备都是很不够的。但两派之间的论争无疑地对双方都有刺激作用，促使参加论战者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不能不研究一些有关的思想、理论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而为此不能不认真阅读有关西学书籍。在争论中，梁启超、汪精卫等常常征引西方政学大家以及某些日本*学者的著作，即是明证。而且不能不看到，由于争论的刺激，双方对有关民主宪政问题的认识也确实更为深入、更加进步。例如，革命党人对于从革命起事到实行民主宪政的过渡问题就越来越明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党人也认识到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只是方法、途径何者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应该说，两派之中都有些人逐步认识到，双方的目标有相互一致之处。所以，当梁启超通过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示愿与和平讨论，不相互攻击之时，革命党人中如宋教仁等是倾向于同意的。（注：《宋教仁日记》，1907年1月10、11日，转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5-706页。）后来的争论渐趋于平息，实在是双方都有无法再集中精力于此的情势。梁启超忙于组党和从事实际立宪活动，难以分出更多精力撰写长篇辩论文字。革命党方面，原来《民报》的主要撰稿者，亦即参与论战的主将如汪精卫、胡汉民等都陆续离开《民报》，而主编《民报》的章太炎等因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事而大起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涣散了革命党集中统一的营垒，以往那种同声讨伐立宪派的阵势也难乎为继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宋教仁。宋氏实为革命党人中最具理性而又最扎实的优秀分子之一。他在双方论争时，撰文甚少，而于民主宪政之研究却用力最多。单是他亲自动手翻译的有关书籍就有十余种，至于他认真研读过的书，则必定更多。后来，他为《民立报》撰写的许多批评清廷立宪举措的文字，涉及到宪政理论的许多方面，而他的批评亦多中肯要。可以认为，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除了宣传鼓动上的意义之外，确实促进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深入地了解民主宪政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更加深入地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宪政的问题。宋教仁后来为在中国确立民主宪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