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梁氏又说，民主立宪必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既分立，则皆不能代表国家最高主权，最高主权仍在全体国民，故必恃国民总意或大多数国民之意志以体现国家最高主权所在。而前面已说过，国民总意或真正的国民大多数意志皆属难得，事实上必为一部分最有势力者所专擅。故民主共和云云并非事实上所能得到。 

以上，是梁氏从革命后的形势上，从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条件上，以及从民主立宪的法理上力辩中国无法实行民主共和制度。 

梁氏认为，当时之中国不但不能实行民主立宪制，而且也不具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他指出，除前面已述国民资格不具备以外，还有许多国家施政机关必要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着手。他举出如国籍法未定，教育未普及，税法未定，选区未曾划定，户口未普查，地方自治之制度未颁，警察制度亦远未普及，诉讼法未定，交通不发达，民法刑法皆未定，行政法未颁，且行政司法仍混淆未厘清，如此等等，皆须从容准备。有一未备，仓促立宪，皆难确立稳固之基础。 

梁氏所述种种理由，无非说明，中国不具备实行立宪*（包括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两者皆近代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的条件。他的论述同样存在据理想以推断的毛病，如关于国民总意的说法。而在推论中又有辩胜为快的感情作用，如关于未来议会之预断，即颇非平情之论。但梁氏又是立宪*的热烈追求者。他主张，为了在中国真能实行立宪的*，中国人应当扎扎实实为立宪做准备，此准备时期最适当的形式是实行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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