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国人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上建立共识，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寻找一种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益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参照系．当此时，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思潮虽然大量输人，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尚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因为即使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连《新青年》的一班人和晚年的孙中山都一再抱怨中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孙中山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遑论民国初建、袁世凯就任之初的时代？

　　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尚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植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别无选择只能在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完成意识形态的重构．他说：“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民国肇造以来，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至于人伦道之原，初无歧异。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自余七德，虽广狭有殊，而人群大纪，包举无遗．……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袁大总统书牍类编》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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