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来，筹安会诸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无太大偏差，在那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已清楚地说明共和制度在中国实行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他们的错误不在于认识上的偏差，而在于将学理上的研究与实际*运作混为一谈，忽视了理论的可操作性．20世纪的中国历史表明，口号与现实可以有偏差，追求以名符实，或以实符名，以知识分子的学理研究去与现实*过于“叫真”，其结果总是悲剧性的．这或许正是民国初年复辟思潮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资料来源：《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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