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伦，袁世凯试图以中国固有纲常伦理作为整合社会，维系人心的信仰，“欲树尼山教义以作为民族精神”，(《孔教十年大事》卷七。)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因为无须否认，在1913年的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他一切。(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只要能达到这目的，就应该承认是有效的手段．至于中国旧有的纲常伦理是否真的与共和制度相吻合，那倒不必过于从学理上去计较．因此，当袁世凯表示这种思想倾向时，立即赢得了相当普遍的好感，以为袁世凯真正把握了中国国情。某些外国人拿袁的主张和孙中山的主张进行比较之后说：“盖孙之思想太高，于中国社会程度不合。彼之所计划者，中国人民殊茫然也．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袁欲保存孔教，…彼知非此不足得民意，非此不足弭消一切反抗。”(《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辛亥革命》第8册，第508页。)

　　袁世凯重建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乎中国国情，但他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一方面，他的这种主张和革命党人有着相当的差距，他尽管能够以此调动社会一般民众的情绪，迎合民众的心理，但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他无法强迫革命党人的信仰自由，在革命党人不能和他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袁世凯的主张便无法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袁世凯的主张毕竟迎合了康有为、陈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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