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现状，极端保守主义者主张恢复旧有的秩序和政府权威，并将这一切乱象统统归之于共和政体，康有为说：“国愈纷而无力统一，国愈贫而无术理财，政府无权不能行治，旧制尽扫而乱状日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康有为政论集》第816页。)为此，他主张救中国之良药不在名称的好恶，“为国之道，先求不乱，而后求治”，“今者保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万事之本乎，莫先于弭暴乱以安生业也”。(《中华救国经》，《康有为政论集》第705页。)一句话，中国之乱来源于政体的变革，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也只在于恢复旧政体。

　　问题在于，民国既已建立，皇帝亦已被推翻，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是否一定要推翻民国，进行帝制复辟，是否能为中国的发展再找出第三条道路来？今天看来并非难解的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初确实困扰着无数中外社会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固然不愿放弃为之奋斗多年、且得来不易的革命成果，然又确实无力在短时期内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建社会新秩序．而旧派人物包括相当一部分外国人除了尊孔、复辟帝制外，也提不出什么新的方案，中外社会精英都患上了“理论贫血症．”显然这是畸形的、*变化过激的近代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在新的思维方式没有问世之前，*的决策往往取决于最直接的社会现实，而无须顾及什么理想与主义．袁世凯虽曾“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表示忠于共和政体．无奈也敌不住残酷现实的冲击，而逐渐走上弃新复旧之途．当然，不可否认袁世凯采取阴谋手段打击孙中山、黄兴势力，以大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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