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前述分析的那样，辛亥革命*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相反地，中国由满清统治下的统一而走上了分裂，中央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现实呼吁新权威的诞生，这就是袁世凯帝制复辟最直接的原因，通观袁世凯在辛亥之后的全部努力，每一步都和重建政府权威密切相关。

　　不过，袁世凯的努力虽然使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没有皇帝之名的皇帝。但中央政府整合社会、控制社会的功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袁氏兴作多有不满，逐渐失去合作的信心．尤其是经过宋教仁血案、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冲突之后，孙中山更采取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决计兴兵倒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度。

　　袁世凯如果就此止步，即使政府权威建立不起来，中国继续动乱与■裂，社会秩序依然失范，人们只能指责袁世凯的无能，或许能谅解他的一番苦心．无奈袁世凯一意孤行，悍然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其结局便可想而知。

　　揆诸情理，袁世凯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固然有其品质方面的原因，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不得不然的趋势．就国内而言，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前清遗老时刻准备恢复清朝统治，而北洋一系则受这股复辟势力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夹攻，袁世凯此时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与孙中山合作，维护共和制，要么向复辟派投降，还政于宣统，而孙中山一派由于此时已失去与袁世凯合作的信心，采取坚决的不合作态度，这便迫使袁世凯与旧势力结合，迎合复辟思潮，以建立袁系皇朝来和满清遗老相抗衡．于是有以鼓吹帝制复辟为唯一宗旨的筹安会正式登场。

　　筹安会诸公坚信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国体的变更．而国体的原则，在目前现实的条件下，是强调国家必须定于一，实行中央集权和君主开明专制，才能有效地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安定．没有统一和安定的内部环境，中国的富强与统一只是一句空话．“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基于情感，但除种族障碍，未计*进行，仓卒制定共和政体，国情适否，不及三思．深明之士，明知隐患方长，而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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