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等件”为由，认为“其未改悔，已有明征”，拟依“左道惑众为从例”，“仍照原拟发边外为民”，并“严饬守口文武，凡有吕宋回棹商船”[32]，即留心查究，一旦发现其侄、婿下落，立即拘解。喀尔吉善、潘思榘将追查情形并相关处置意见于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奏上之后，得到乾隆帝批准。但当年四月恰逢皇帝恩诏，“军流以下人犯概予减等发落”，于是，正欲发遣的案犯严登，就有可能再次得以宽免。由于严登系“信从邪教，怙恶不悛”之犯，部议由地方自行处理。最终喀尔吉善、潘思榘等地方大吏因其系“再犯加倍治罪之人”，专折请求“仍照原拟解部发遣”[33]，事情才得以基本了结。
而在福建地区的查禁活动深入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卷入由此引发的禁教风暴之中。自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谕令“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实心查拿”之后，各地督抚均不敢怠慢，先后开始查禁。至当年年底，直隶河间、天津古北口、湖南益阳、山东德州、贵州婺川、四川简州、奉天海城等地，均查有传习天主教之事，并查获信教民人多名。浙江海宁、甘肃兰州以及陕西等地，还查出雍正年间传教士在当地传教时遗留的十字架、图像、经卷等物。山西则奏报于五月在霍州拿获西洋人王若含一名，“并起出天主教经卷等项”[34]。乾隆十二年，江西高安、万安、鄱阳等地查出信教民人多名，并于鄱阳县境内查获路经该处的传教士李世辅一人。江苏山阳、金匮先查出有信教民人多名，继又于昭文县查获传教士谈方济各一人，并由此究出另一名传教士王安多尼。乾隆十四年，湖北襄阳查出“尚有乡民崇奉天主教之事”[35]，入教民人计二百余家。其后又于乾隆十八年（1753）牵连查出汉阳县信奉天主教并“能书写西洋番字”的曹殿邦、曹应文父子等人。直至乾隆十九年（1754），江苏地方官还以当年查禁谕旨为依据，“严饬道府转饬地方文武不时留心访察”，先后于常熟、昭文、奉贤、南汇等地查出信教民人多家，并拿获西洋传教士张若瑟、刘马诺、龚安多尼、费地窝尼小、李若瑟等5人。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所有这些私自潜入内地传教的传教士，均分别情节轻重，或处以死刑，或长期*，或被押解广州，限期搭船回国，各地信教的中国民众亦视情节轻重，或被刺字发配，充军伊犁，或令其自首改教，凡经卷、图像以及十字架等有关书册器物均被销毁。而广东地方官则不时督察，加强防范，多次向乾隆帝奏报广州、澳门等处西洋人居住、奉教以及普通民众生计等有关情形，并反复晓谕当地传教士：“彼国夷风，在所不禁，但不得引诱内地民人入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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