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用儒家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努力从价值观念、世道人心的深层内涵入手，为清朝统治的世代延续奠定社会的和文化的坚实基础。而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却“显与六经相龃龉”，其“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50]！这一看法，可以说是清统治者上层的共识，在皇帝的谕旨和地方督抚大吏的奏折中，诸如此类的指责屡见不鲜，如谓：“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拜诵经，又以番（民）[银]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51]又如谓“其教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种种诞妄不经，难以枚举”[52]，等等。诚如雍正帝所言：“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53]就此而言，传教士欲图用外来的天主教来取代中国正统的儒学，用西方上帝的福音来取代中国圣人的学说，显然是清统治者绝对不能容许的。
再就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而言，尽管传教士反复强调，“我们到这里来没有其他意图，只是要传播福音”，并竭力使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们“相信我们来到中国没有其他目的”[54]。但不可否认，在传教士所进行的纯宗教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清廷最高统治者逐渐有所觉察。雍正帝在与传教士的直接对话中，曾明确指出：“你们要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55]而地方督抚大吏在查禁活动中，则更为切实地感受到天主教传播给地方秩序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的严重危害。福建巡抚周学健在请求严惩传教士白多禄等人的奏折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提出：“夷人之行教中国，其立心不测者多端”：
其一，西洋各国精于谋利，独于行教中国一事，则不惜钜费，每年如期转运银两，给予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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