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福建地区，作为禁教风暴的发源地和中心，在乾隆十一年的大规模查禁活动中，当地的传教活动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几乎销声匿迹。此后，当地督抚大吏仍时时以乾隆十一年的教案为戒，惟恐“无知男妇旧习复萌，流播煽惑，时加查察”[37]。而个别传教士如潘若色等人，因听闻福安县当年传教时“信从者众”，“辙思效尤”[38]，欲至福建传教，也很快被查获。至乾隆四十九年，因湖北、陕西相继查获传教士而引发乾隆时期第二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福建不过是协查曾经护送传教士进入内地的福建人蔡伯多禄即蔡鸣皋，查获的传教士也仅仅是因逃避追查而由江西流落至此的方济觉一人。可见，自乾隆十一年重创之后，尽管当地的传教活动并未完全绝迹，但再也未能形成规模和气候。
三
在雍正乾隆年间发生的传教与禁教活动中，可以说，福建地区几乎都被卷入其中，甚至成为风暴的始发地和中心：雍正初年清廷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禁教活动，起因于福建；乾隆时期先后两次大规模禁教高峰，其中一次也始发于福建。后人甚至认为：“乾、嘉时全国教难，均此案所引发。”[39]如果追溯康熙时期导致清廷与罗马教廷关系破裂的礼仪之争，其发源地还是在福建。福建之所以能在清前中期的中西关系中多次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与明末清初以来中西交往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自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澳门遂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重地。至万历以后，西方传教士陆续东来，也都以澳门为中转地，由此进入广东以及内地各省。而福建地区，不仅毗邻广东，而且濒临大海，船舶既可直通广州、澳门以及浙江、江苏等地，又可直达吕宋、安南、暹罗等南洋各国。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9）九月，清廷颁布“开海贸易”的谕旨之后，福建厦门与广东广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一道，成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建地区与澳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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