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以及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极为密切，甚至多有飘洋过海，长期在外谋生者。这就使得福建地区的普通民众，较之其他地方更易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和异质文化的熏染。这种情形，在地方大吏的奏折中也多有反映。如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福建巡抚潘思榘在请求严惩传教士的合词密奏中，就曾言及：“闽省接连外番，贸易商艘络绎不绝，又与广东夷人屯聚之澳门水陆皆可通达，虽口岸查禁未尝不严，而西洋夷人形迹诡秘，从教之人处处皆有隐匿护送，莫可究诘。”[40]并以此作为请将传教士“明正典刑”的根据之一。他如谓“闽省愚民多被引诱，缘地滨海洋，番舶往来，易于渐染”[41]；称其地系“滨海岩疆，风俗刁诈”[42]，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福建一地，在查出的信教民人中，也确有曾经长期在南洋一些国家谋生者。如被怀疑为洋商传递信息的漳州府龙溪县武生严登，全家均信奉天主教，其子严廪、侄严定和女婿李从，均长年在吕宋经营小本生意，藉此谋生，严廪甚至客死他乡。就此而言，福建地区成为传教士从事传教活动的重要基地，并因此成为清廷禁教风暴的发源地和中心，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经过几次大规模禁教的严厉打击，传教士在福建地区的传教活动屡遭重创，已经很难再重整旗鼓。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将对外贸易港口限定于广东一地之后，传教士和洋商活动的中心进一步集中于广东以及澳门，对中国内地的兴趣也逐渐转向内陆各省甚至西北地区，福建拥有的贸易优势和便利条件逐渐丧失。因此，自乾隆中叶以后，在传教与禁教这一中外交往的特殊矛盾对抗中，福建逐渐从风暴的中心淡出，而转变成了边缘地带。
尽管如此，清代前中期集中反映在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活动，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清统治者上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封疆大吏对外来宗教的疑惧心理和排斥态度，并进而*清统治者禁教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传教方式、入教仪式等等，对清统治者而言，不仅有太多的“殊不可解”之处，而且有诸多的“谬妄之说”，甚至还有相当的迷幻诡异色彩。比如，“自古及今，如佛法、道教流行中国，不过传播其经文、咒语、符箓、法术，使人崇奉而已。从无到处设法引诱男妇老幼，使之倾心归依其教，永为彼教中人者。而西洋天主教则先以固结人心为主，其所讲授刊刻之邪说，大旨总欲使人一心惟知事奉天主，不顾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番悔，便入地狱。凡男妇入教之始，先于密室内令尽告其从前所作过恶暧昧之事，谓之解罪。解罪既毕，每人给与钱大面饼一枚，纳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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