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恢复旧道德的提法和忠孝的道德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孙中山特为“忠孝”意义的时代区别作过说明，指出现在的“忠孝”不同于古代的“忠孝”：“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 [26]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国民政府以此种道德标准来要求中国民众，不能不说是有其一定统治目的的。

国民政府规定，公民教育要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在一种公民课本中，有一课为《信任政府》，这篇课文的末尾是学生们齐呼口号：“拥护我们的政府!信任我们的政府!政府努力替我们做事!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政府万岁!”[27]可见三民主义对于公民教育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公民教育不仅是*教育，它容纳了广义的社会、家庭、职业和个人修养等内容。由教材研究的著作指出，公民教材应包括如下几方面：1，公民知能，如党旗国旗教育和民权初步、公民权利与义务等；2，社会关系和活动，如家庭、邻里、学校生活及公共场所，还有地方自治、市政教育等；3，道德故事，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故事；4，三民主义大要。[28]而1934年的《复兴公民教科书》这样安排其4册教材的内容：“第一第二两册研究总理遗嘱、道德故事、民权初步与三民主义，使儿童澈底了解三民主义的精神，期养成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良好公民。第三第四两册分述家庭、社会、风俗、经济、权利、义务、职业、*、法律、地方自治、时事研究等重要问题，使儿童深切明瞭公民对于社会的种种任务。”[29]可以看出，公民教育是前此道德、*教育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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