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上所述可见，清廷上谕中之“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或主观意图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不败和局”，确保其*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 

当然，就清廷总体对外态度、本质或客观结果而言，清政府的确是为了“结与国之欢心”，而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利益，《辛丑条约》内容之苛毒，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远，危害之巨大，真可谓空前绝后。 

笔者以为，对于清廷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述理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5----946页。

[②] 章开沅、陈辉生编：《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6页。

[④] 张革非、王汝丰编著：《中国近代史》，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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