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是复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导。他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曾以历时八年之久，主编过《新中国文学词典》；又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是杜鹏程《保卫延安》研究。此书把文革时期诬指“利用小说反党”的不实之词，彻底翻了过来，在拨乱反正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曾说自中学时代起就对太平天国历史有兴趣，阅读了不少有关书籍，也积累了一些资料。通过十年浩劫，思考了不少问题，趁自己还写得动，想把自己的认识，系统地写出来。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赞同他观点的来信和文章。其中有些曾以复印件形式寄给我。
我与潘先生原本不认识。约在2000年复旦校庆95周年时，《复旦学报》编辑部就潘先生所作《关于太平军的两个问题》[1]举行了一次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小型学术沙龙，我才与潘先生相识。在沙龙会议上，我对潘文不称太平天国而称“太平军”等有不同看法，但希望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潘文尽管若干观点有待深入研究，便确实反映了当前史学界，特别是“太平天国”研究界迫切需要改变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普遍呼声。“太平天国史”研究要想有大的突破，要想结束奄奄无生气的局面，必须摆脱美化、褒扬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方法。会后，学报编辑向我约稿，希望我就会上发言写成学术专论。我应约写了《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文，在《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扼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绩、特点与不足，指出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了某种需要而歌颂农民战争、美化农民领袖，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新一轮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热中有了削弱和改观，但并没有消除，仍是研究中的主流理念。“令人感慨的是，对这种现象大声说‘不’的，竟然不是同行学人，而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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