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姚莹咸丰壬子正月初十日《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称：“兹查逆匪食米自去年闰八月抢割之后，仓庾甚丰，自去岁获犯即供，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二月初十日，他在《复陈断贼接济状》中又说：“其粮食则去秋贼到之时，州民尚未刈割，所有附城近处禾稻，皆为贼收，是以充足。”[5]但姚莹在报告中未说明抢割禾稻的性质和方式。而解放后搜集的口碑传说，太平军抢割的都是“地主的田”，抢割时采取了与佃户对分的办法。太平军并宣布：“我们收割的一半，就是田主的租谷。如果田主再向你们追租，尽可来禀告，是要受罚的。”尤其是许多老人还说：太平军在“割完秋禾之后，到处劝耕家落力犁田晾冬，做好开春耕种，将来按照新办法纳粮，谁种谁收。”还传说：太平军布告中有“献呈粮册者赏”[6]。

这些口碑传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尤其掺杂了整理者的主观因素，可能已过于理想化了。但姚莹在《陈永安善后事宜状》中承认“胥吏多已被害，实征册籍皆无。”“现经本司出示民间，令各民人家藏征完钱粮串票寻出，赴官号挂，给以执照，重立新册。”又说明太平军或当地人民确实销毁了部分征册。事出有因，当非虚语。

将上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认为：太平军为了粮食供应的需要，采取了直接与农民（粮米的实际持有者，包括佃户、自耕农）对分收获物的粗放做法，而废止了征收租赋的旧章程。这种直接和生产者发生关系的做法，已从实际上奠定了太平天国建都后赋税政策的基础。而且，这种做法也显然和“免粮三年”、“薄赋税、均贫富”的提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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