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鉴于西套蒙古与西藏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遣使进藏，向达赖喇嘛晓谕西套问题的原委，要求达赖喇嘛派臣协助解决西套问题。康熙指出：“凡厄鲁特诸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尔法。朕思罗卜臧滚布阿喇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皆鄂齐尔图汗之苗裔也。鄂齐尔图汗于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默视其子孙宗族至于困穷。今朕欲将伊等归并一处，安插于可居之地，以示兴绝举废之至意。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臣定期往会，朕于此即遣大臣至所约之地，偕尔使人前往”。[3](卷三)随后康熙下令暂停清朝单方面安置西套蒙古的计划，专心等待达赖喇嘛的答复。[3](卷三) 

然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迫不及待地推进西套蒙古投附清朝。1685年九月，他又向康熙帝奏书，诉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总是听到噶尔丹率兵前来收归他们，因而这两年他仍未能朝见康熙皇帝，并恳求清廷尽快授予敕书、敕印，收归其于旗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特意将包括自己唯一爱马在内的“五九良马”献给康熙皇帝，以示投附清朝的强烈愿望。[2](康熙二十年档，全宗号2，编号133，p261--266)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听到的噶尔丹兵进西套应当是传闻，没有事实依据。在清准乙丑年时限过后不久，噶尔丹便向清廷遣使，正式声明西套问题“凡有是非一听圣裁”，[3](卷三)对搁置已久的纠纷作出明确答复，决定放弃收归西套蒙古。再说，此时噶尔丹正积极准备东进喀尔喀，西套蒙古显然不在他的战略考虑之中。由于清准相隔遥远，噶尔丹的书信从伊犁到北京需要半年时间，而北京的消息传到西套又需要两个月时间。因此，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在较晚收到并证实准噶尔方面信息之前，对各种传闻产生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780人入见清帝。适值噶尔丹使团正在北京，为了避免引起噶尔丹的不满，清廷急忙通知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只带200人入京，其余均留归化城，并且遣回以年节来觐之归化城都统顾慕德监视盗贼抢掠。清廷还令户部、理藩院各派一司官，前往宣化府，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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