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充分认识到西套蒙古及西套地区所应有的战略地位。西套蒙古东邻宁夏，北接喀尔喀，西近准噶尔，对各方的军事行动可形成牵制之势。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清朝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怎样防止西套蒙古在沿边偷盗抢掠等问题上，而没有考虑将西套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下，视为清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发挥其在西北防务中，尤其是抵御噶尔丹东扩南下中应有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以后对西套问题的决策屡屡出现失误，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1688年，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后，战争很快升级为与清朝的直接对抗。战争也在西套蒙古引起了震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等则试图乘机攻打噶尔丹，以复弑祖夺地之仇。于是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乞师于清朝，清廷未允所请；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虽领兵支援喀尔喀，但也被清廷阻止。[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清廷不仅阻止西套蒙古反噶尔丹之举，而且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噶尔丹行营，再次就西套蒙古问题与噶尔丹进行交涉。清廷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康熙对阿喇尼的吩咐中可得了解。康熙对阿喇尼说：“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事。尔等但述丑年四月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亦遣使至西海，及我使者定议，令罗卜臧滚卜阿喇布坦，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同居一处。至今尚未同居。且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虽在我地驻扎，并未受彼归顺，分为旗队。况厄鲁特、喀尔喀交恶之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请曰，乘此机会，欲复我雠，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赐我等兵器。亦曾谕而遣之曰，厄鲁特、喀尔喀向俱诚心朝请职贡，朕未尝异视，但欲使两国罢兵安生而已，岂肯给尔兵器，使尔兴戎耶。其以是答之，将此等案卷，俱录之以往”。[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这里包涵两层含义：其一，西套蒙古问题是按丑年四月之约进行处理的，而且并不是我们清朝一家做主，是达赖喇嘛与我们共同议定的。虽然我们给西套蒙古划定牧地，但他们没有按我们划定的范围去同居一处，我们更没有接受他们的归顺，以此流露出西套蒙古仍是你噶尔丹属众之意；其二，让噶尔丹知道清廷阻止西套蒙古攻打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停止进攻喀尔喀并不要与清朝对抗。可以说，面对噶尔丹咄咄逼人之势，清廷采取措施阻止噶尔丹的进攻是无可非议的，但清廷偏偏以西套蒙古作为手中筹码，以图达到缓兵之目的，显然不是高明之举。结果，噶尔丹丝毫不买帐，“使如旨谕之，噶尔丹不从”，[5](p139)清朝的缓兵之举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西套蒙古对清朝的态度为之一变，对清朝的信任荡然无存，二者关系遂降至冰点。双方关系经过长期的曲折反复，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西套蒙古终于正式归附清王朝。此后，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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