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而持久的威胁。华夏子认为，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肖立军也认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所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到了嘉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今日之事莫大于边防’。明代的北部边防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而设。”（注：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可以说，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边患，也是明廷特别重视北部防御的主要原因。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
战略防御是明王朝一贯奉行的军事方略，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当时明蒙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基础上的。不论是明前期曾一度采取的进攻态势，还是中后期的退守策略，都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刘仲华认为：明朝初年，“封建统治者诉诸武力，欲一举歼灭北元政权，先后北征数次，虽削弱了蒙古军事实力，但始终没能使蒙古臣服。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防御布置，到永乐年间，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注：刘仲华：《明代嘉隆两朝九边消极的防守策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华夏子认为：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明朝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他还认为：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大举进攻漠北的失败，使其深刻认识到，明朝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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